“我相信我们是世界上由家族主导运营的最古老的造船厂之一。” - Annette ROUX
Benjamin Beneteau的命运是非同一般的。他出生于St-Gilles一个大家庭中。家中十分拮据，而Benjamin 6岁时，被他的一个叔叔Francois Houyère领养。叔叔这个单身汉将他对大海，对探险，对船只的热爱延续到他领养的孩子身上。然而，当Benjamin十二岁，在小帆船Eliza上做水手之时，受尽了晕船的困扰。而在他最好朋友父亲的造船厂，Benjamin萌生了造船的梦想。他下定决心，说服了叔叔，直到他1879年来到Rochefort服兵役。
之后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。船坞于1928年再度开始运营。Benjamin当时21岁的独子， Andre Beneteau接手的时刻来临了。
Benjamin的缺席对St-Gilles-Croix-de-Vie的居民而言意味着船坞的终结。诚然，就像有一名伟大的水手经常说过，父亲恐怕并没有很强的人格力量，而是较为“沉默寡言”。但是他有着与生俱来的绘画天赋。
一位渔民对他很有信心。而父亲在棚内就画出并建造了他的第一艘渔船。当我还很小的时候，就从一些老伙计那儿听到了这个事迹。他们说，船造好的当天，大家按照惯例聚在一起。所有人都惊讶于这艘渔船竟是如此优雅。博纳多造船厂又重新开始营业了！
之后，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了，一些同事也随即离开了。父亲和母亲Georgina结了婚，1934年，哥哥Andre诞生了。在二战接近尾声之际，船厂原先的一些老伙计再次归来了。因此，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，船厂再次大展宏图，一直持续打破19世纪60年代。
我和我的兄弟姐妹对那段时光有着美好的回忆。我们家境普通，然而成本的价格却不会吞没父亲对于造船的激情。生活就是一所学校！对我们来说，周日的一切都是从森林里挑选橡树开始。我们一直待在户外，而挑选树木就仿佛是一个神圣的时刻。我们到达Quai Des Greniers砍取树木。大家都顶着压力，如果找到的大部分是边材，就要重头来过。
所有人像一个大家庭一样过着生活：孩子、学徒、员工和顾客。据我所知，在那段特殊时期里，没有比造船更好的行业了。当然，这是我们所理解的。
在这段历史当中，我无法默不作声地跳过我母亲的角色。尽管我父亲是公认倍受尊敬的艺术家，我母亲才是“大老板”。月末的时候，棘手的问题向她袭来。工人们弄伤了自己，而我的母亲就替他们包扎伤口。她无所不知；最重要的是，她勇于面对一切。我们无法想象还有比她更伟大的母亲，1米5的小身躯，却无比伟大。
对于这段时期，我只有一个大致的印象。一切声响消退，我们的工人不再像往常一样吹口哨，我们的父母保持缄默，来访的顾客变得稀少而银行职员开始频繁造访。随着捕鱼业的下滑，我们开始经历造船业繁盛的完结。
我们的长兄Andre热爱绘画，然而，已经没有东西可画。父母亲有三个孩子需要抚养。而我们还有17个一同工作的木匠。该如何为造船的木匠寻找新的工作呢？
很多人说过我们是幸运的。在我看来，这是命运的安排。直到我遇到了后来成为我丈夫的那个男人，才让我意识到我们曾经做错了什么，理解到不曾言喻的事情，以及当下状况的重要性。那时，我未满22岁。作为一名19世纪60年代出生的女性，当时的“女商人”是十分罕见的，极少受到认可。即便如此，在传统的商人圈，妻子往往是老板。
这份好运也归功于我们的父亲。关于“航海”，他不假思索地想到了一种新材料――聚酯纤维。 我父亲试图用聚酯纤维建造出沙丁鱼捕渔船。和我哥哥Andre一起，他们于1963年实现了这一想法。
我们通过走访船舶合作社，将小船卖给渔民。在Lorient Biennal向大家展示船只，而后来合作的经销商注意到了我们。之后，我们又造出了3米6的沙丁鱼渔船Guppy，4米3的小船Fletan，以及 5米8的郁金香形小快艇Ombrine，这是父亲所设计的最后一艘船。
实际上，我们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市场。这类船之后被称作休闲钓鱼艇，然而当时的我们却浑然不知。
我必须向我的丈夫Louis-Claude致敬。他当时已经是沙朗一间公司的主管。他不仅鼓励了我，还承诺辅助我。Louis履行了承诺，直至去世，中间从未替我做出任何一个决定。Louis-Claude是一个创造者。在博纳多的发展过程中，我们享受到了快乐，体会到了共同合作的喜悦。倘若我们没有相遇，我今天也就不会有机会写下这些话。
我也必须向我的哥哥Andre表达敬仰之情。我们之间相差8岁。作为家里面最年长的两个孩子，我们很快地了解到我们实际上是互补的。两个人各司其职。对家庭事业的热爱贯穿了我们的一生。这避免了彼此因自身利益而产生无尽的纷争而造成的大家庭的不合。
1965年1月，我们的锋仕系列在巴黎进行船展。Andre以及妻子Mimie，还有我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。没有任何一艘船像锋仕一样，我们觉得自己好像不属于这里。然而，开展后短短几小时内，已经有3个商人介绍了自己，声称我们的船正是他们顾客所要寻找的，且没有其他的船厂愿意建造。他们其中一位需要在Morbihan使用，一位在Finistere，而另一外在Cotes du Nord（即现在的Cotes d’Amour）。总的来说，他们的订单意味着我们的团队需要工作好几个月。在与我丈夫就分销问题讨论了两分钟之后，我们做出了决定，准备将船只通过这几个经销商所构成的网络进行销售。而除了Jeanneau，即亚诺之外，没有人这么做过。
在这七年之中，我们结清账目，补贴结束的钓鱼艇项目，也依次为每一个木工找到了新工作。并且，我们会听取客户的意见，根据他们想要购买稍大船只的需求，仅仅对新产品进行投资。因此，与Guppy一起，Fletan、Capelan、Cabochard、Galion、Forban、Kerlouan、Baroudeur和Ombrine也诞生了。整个系列的船只尺寸从3米6到5米8，当时已经完全符合国家标准。
我哥哥Andre在桌前设计图稿，而父亲主要监督制作船的雏形。家中的小孩子们逐渐成长起来， 我们一家人又像以往一样其乐融融！
1972年算是个好年景！随着经济状况的改善，我们准备进行投资。首先的自然是人工投资，其次则是投资建立我们的第一个工厂。尽管它略显简陋，却早在设计之初就融入了半工业化生产的构想。
我们想要开发一款休闲的渔船。我们的客户已经学会航海，他们需要更大的船，享受舒适的船舱，在沙龙中欣赏海洋的美景。
回顾当时，我们在休闲渔船部分占有相当可观的市场份额。数以万计的顾客驾驶着我们的船。然而，其中一些客户离开了我们，因为他们想要在海上航行更快。Francois是位出色的帆船赛选手，他梦想着造出一艘高性能的帆船。Andre想要设计手稿，但是我们清楚地知道这是个不同的领域，所需要的建筑师必须有其他领域的经验。当时，你要如何才让别人第一次理解，一艘博纳多的船其实并不是由博纳多自己，而是由外面的建筑师打造的呢？幸运再一次降临了。有人向我们提供了L’impensable的铸模。这艘船是为了赢得Half Ton杯帆船赛所设计的，它最终也确实拔得头筹。
船厂的动力艇小组委托 Cees Van Der Velden来完善一艘双体船，他曾凭借着一艘博纳多的船赢得了“巴黎六小时”的比赛。如今，我眼前都能浮现出当时一起造船的同事和伙伴的表情。我们这些毫无经验的“水手”，如何能在只有一艘动力艇的情况下赢得造船业的竞赛呢？
这不是一个问题。紧随其后，飞扬系列诞生了，第一批船型在巴黎船展上展出。
当时，帆船界最炙手可热的比赛是海军上将杯帆船赛。他们的合作商也是我们的合作伙伴是Corum昆仑表。我们和昆仑表的负责人 Jean-Rene Benwart一起尝试了新的船体，同时确定了世界上最好的帆船设计师。于是就有了First Evolution 、Lady B和First Lady等等船艇原型。它们促使我们的进一步改进和提升，令我们之后能够为顾客提供最好的量产型船只。
在那个十年间，我们一直密切关注着想要产品更进一步的客户，我们还经常同客户组织聚会（我从摩托车圈汲取的灵感），聚会名为Evasion d’Or。同时，我们也考虑到了未来的客户。我们和Europe 1和RTL这样的电台签订协议，加入他们，参与组织了“Tournees des plages”（海滩观光）的活动，然后欣喜地发现，Michel Drucker、Carlos、Thierry Le Luron等许多名人也参与其中。法国人发现了出海的多种乐趣。
那是决定性的年代。当然，从七十年代开始，我们便在资源允许的情况下进行出口扩张投资，建立起一个广泛的经销和进口商网络。当时我们主要扎根在欧洲国家，直到1976年，才在美国的安纳波利斯成立了子公司。打入美国市场，目的不仅在于建立起我们的品牌，更在于设身处地去了解美国消费者的品味。
在这五年间，我们建立了多家子公司，持续开发产品。我们对处于萌芽阶段的租船行业表示出浓厚的兴趣，特别是世上最大租船公司Moorings——由传奇夫妇Ginnie和Charly Carry掌管，而他们之后成为了我们的好朋友。我们一起设计了第一批纯粹用于租赁的船只，这就是如今的13.50米船只Idylle的由来。在某种意义上来说，它算是Oceanis系列的鼻祖。
1982年，又一款船型诞生了，这就是由Jean-Marie Finot设计的锋仕 Class 8，基于统一设计船型规则而打造，是法国第一艘统一设计型船只。在之后的二十多年里，有将近1000艘锋仕 Class 8在海上破浪驰骋。
紧接着，锋仕 Class 10和12也孕育而生，并在当时参加了在法国马赛举办的著名的“combat des chefs”（领袖斗阵）。那是一场可以目睹政要和领袖企业经理人同场竞技的挑战盛宴。
1984年，法国股市开通了二级市场。Zodiac最先上市，而为了庆贺博纳多的百年诞辰，我们也即将上市。鉴于我们已经考虑到了许多投资项目，因此，我们必须要巩固自己的财政体系。无需言明，这是我们历史上的一个重大时刻。考虑到随之而来的新限制，我们迎来了第一个财务经理。
1985年，除了在Challans的新工厂之外，我们开始建立第一个国外生产基地，当时，博纳多已经在美国销量颇佳。新的生产基地坐落于美国东海岸的中部。南北卡罗莱纳州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。最后，我们定点于其中一个叫Marion的美国小镇，它离美国西弗吉尼亚州首府Charleston只有两小时的车程。法国人在美国进行工业投资是被认为极具野心的行为。许多公司不得不放弃这类风险投资，而我们却信念坚定，毫不犹疑。
Idylle反映了出巡航船的基本特点，这艘由Mooring夫妇双手设计的船只几近完美。
Francois Chalain则选择与Philippe Briand合作并在几个月内创造出了Oceanis，即遨享仕 350和430。当初的赌注中，我们最终站在了胜利的一边，而成功来得如此迅速。生产线很快就又满载运行了。
我们怎样才能让First锋仕系列恢复昔日活力？答案只有一个：我们需要寻求外界的帮助。一天晚上，Francois与妻子Odile在Costes 餐厅吃饭时，餐厅的氛围让他感到舒适惬意，他想起了一个人：Philippe Starck。我在巴黎见过Starck。他承认，他的专长并非造船。他建议我将一艘35英尺的帆船借给他，放在他位于Montfort-l’Amaury家中的花园里，他想要在船上待上几晚，只有经历了切身的体验之后，他才可能给我们答复。尽管他的方法极不寻常，我们还是借给他一艘锋仕 35。这是第一艘设有双艉舱的帆船，是Francois Chalain和Jean Berret合作的成果。于是我们等着他……我只能说，当他给出回复时，那感觉真的让人耳目一新！
就是在这样欢快、亲密而又专业的氛围中，锋仕35 S5诞生了。这件事我可以讲上三天三夜。在此期间我们仿佛重获了对生活的热爱和对超越自我的渴望，而最激动人心的时刻便是1987年的巴黎船展上，锋仕35 S5震撼了世界！半数的客人为之倾倒，另一半则嗤之以鼻。这并不算是问题，此次创造是成功的。Starck不仅帮我们迈出了巨大的一步，也让我们更加专业。对Starck自己而言，他也发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，后来，他成为了世界上最伟大的游艇设计师之一！
始终铭记着推广航海运动，我们迎来了第一个费加罗级帆船的时代。
费加罗帆船赛，前身是the Course de L’Aurore，原本是传统的比拼各个帆船原型的赛事，后来转变为比拼统一设计船型。我们当然不能缺席这个比赛，从锋仕推出市场以来我们就一直关注着它。锋仕生产出来的当天，Michel Malinovsky赢得了冠军，让这艘船得到了极高的赞誉。
由博纳多和Jean-Marie Finot共同打造的项目赢下了这一场竞争，如此一来，我们不仅可以优先建造统一设计船型，还能与费加罗帆船赛一同见证出色年轻船员的涌现。他们参加了许多离岸帆船赛事，为法国在帆船竞技中树立了良好口碑。
世界第一次经济危机对帆船业的影响在慢慢逼近。而我们继续对锋仕系列进行着探索创新。一次与意大利忠实客户在巴黎船展的会面引起了我们的注意。他是一位伟大的设计师，来自20世纪汽车设计的超级设计家族：宾尼法利纳。他表示自己“再也不对船抱有幻想”，因为所有的船看起来都差不多。他谈到了外观的变化，尤其是汽车的改变。他认为，我们的甲板过于棱角分明。
我必须要说宾尼法利纳家族太棒了。Sergio完全清楚，我们的资源与他汽车方面的客户其实是类似的，但他依然让我们享受他的服务。我们双方团队一起，共同创造出了灵活的甲板。再一次，我又见证了一个神圣的时刻。Ramacciotti先生费尽周折，一步步转换成了未来锋仕45的甲板模型。
设计师们的满腹才华总是令我炫目。在面世之前，这艘船就迎来了大量预定的订单。我承认，时至今日，当我望着停泊在码头的锋仕 45时，我的心依旧澎湃如昨。我可能不能再客观地看待这艘船了，但时光飞逝，锋仕系列却丝毫没有褪色。
结束80年代之前，我想离题谈一谈渔船的事儿。我们不能抛弃我们的渔民客户。随着时代发展，渔船逐渐由木制改为聚酯制造。为了区分我们的业务，我们收购了Vendee仅存的木船制造商之一，Noirmoutier的Gendron船厂。在那里，我们寻找到最顶尖的优质工人。同时，我的哥哥对钓鱼依旧充满激情。他持续着自己的研究，开发出最长达22米的船体。我们持续让渔船生存在这一个帆船手犹如手足朋友般的航海世界里，直到某天我们不得不承认，从经济学角度来说，渔船的存在已经不合理了。
1991年，在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之下，世界范围内的竞争者们发现大家都是平起平坐的。在无法计量分数的时候，我们该如何渡过危机呢？一些公司以算术的方式来管理，却陷公司于无人领导的境地；一些公司从更人性化的角度去管理，无惧批评与怀疑的声音；还有公司根本就不处理这个问题。
我们成功克服这次严峻的考验，因为我们并肩作战。我们信任自己的员工，了解他们具备常识，可以依靠他们。无论是怎样艰难的阶段，都是一个质疑自身、提高意识和重新组织的时机。
正值经济危机期间，我们的业务规模不断地扩张着，博纳多造船厂也成为了博纳多集团。也正是此时出现了一个问题：我们该在哪里建立总部？当然应该是St-Gilles-Croix-de-Vie。在港口，我们买下了Les Embruns饭店。我们在那里经历了家族生意的多年发展。在码头对面，父亲带着还是孩童的我们亲眼目睹了他发布最后一款渔船的盛况，并且还不忘批评自己的作品。随后，他带着我们到办公室，在那里，他改变了对下一艘船的计划。
